• 但只有通过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

    2019-07-25 11:59:56

    7月的西藏,迎来了格桑花漫天开放的盛景。早晨8点半,上海首批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队队长、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校长傅欣抱着氧气瓶准时醒来。他睡得不好,三年来,因长期缺氧

      7月的西藏,迎来了格桑花漫天开放的盛景。早晨8点半,上海首批“组团式”教育援藏工作队队长、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校长傅欣“抱”着氧气瓶准时醒来。他睡得不好,三年来,因长期缺氧造成的体质下降,让他的睡眠时间越来越短,起初每天能睡7小时,现在只有4小时。

      上周四,傅欣圆满完成三年援藏任务。但是,他特意晚于大部队三天才启程返沪,为的是仔细交接完所有工作。“总希望为学校再多做一点,为藏区的教育再多做一点。”这位年轻的80后援藏队长把深深的不舍和牵挂,留在了这片他亲自播撒过希望种子的雪域高原。

      昨天,中宣部向全社会正式发布2019年“最美支边人物”先进事迹,包括20名先进个人和1个先进集体,傅欣是来自上海的唯一入选者。

      海拔3800米的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,是全国所有教育援藏点中的最高点,傅欣在这里度过了有笑有泪的三年。

      2016年夏天,傅欣带着一支由4名管理干部和36名专任教师组成的工作队,奔赴日喀则。“组团式教育援藏,送出的不是一批教师,而是一个面向未来学校的孵化器。”身为队长,傅欣立志要把优质、先进的上海经验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。

      然而,这个过程并非想象中那样顺利,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理念上的冲突。傅欣坦言,由于当地的教育生态使然,不少改革举措都面临“水土不服”的困难。比如,当他满怀信心与教研组长交流时,才发现对方对“区域教研”“远程教学”等理念并不“感冒”。他终于明白,教育扶贫并不是几个教师顶岗上课那么简单,而要用一个个“示范基地”,带动整个区域教学质量全面提高。

      “不争论,不推诿,你不相信,我就做给你看。”傅欣心里憋着一股劲儿,他要把教育援藏当作一门科学去推进。

      三年间,傅欣带领援藏队去过海拔4700米的仲巴县,去过中印边境的亚东县,甚至还去过珠峰脚下人迹罕至的定日县。没有教材,他亲自主持编写校本教程;师资水平难以提升,他组织开展专门的教师培训;偏远乡村师资不足,他利用信息化手段,搭建起数个远程教学点……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努力中,他们取得了实打实的成绩——受援单位连续两年高考上线%,本科率和重点本科上线%的历史新高;中考成绩稳居自治区第一,六门单科创历史最好成绩;两届小学六年级学生考入内地西藏初中班人数翻了近一倍。

      如今,傅欣看着学校建起了新的大门、澡堂、食堂、图书馆,但真正令他欣慰的改变其实在“汤”里——教育援藏队把理念的“盐”、视野的“盐”溶于当地学情、社情和文化的“汤”中,微妙地改变了它的味道。

      到今年7月8日,傅欣的女儿妞妞就满10岁了。“三年来,我错过了女儿的三个生日。”傅欣的遗憾,总是藏在看不见的地方。

      傅欣和妻子都是80后独生子女,他进藏时,女儿还没上小学,母亲刚做完肺癌手术一年,正处于术后恢复期,岳母则接受了乳腺癌手术,刚做完第八次化疗。说不纠结是假的,最后是那份对育人使命的坚持、对藏区教育的牵挂,让他克服了“小家”的难。

      来到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后,傅欣发现小学部有100多个孩子来自福利院,他们大多是被遗弃的孤儿,很多人学业基础薄弱。“要把他们教育好,一个都不能落下。”为此,他组织援藏教师和当地教师把周末公益课堂开进福利院:每周末,分年级、学科辅导孩子们学习,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,并开展趣味活动。在那里,他还资助了一名两个月大的男孩“小丹增”。

      2017年7月,傅欣在福利院组织了一场晚会,那天正是女儿的生日。他对着孩子们说,有一个跟大家年纪相仿的女孩,过生日的时候爸爸不在身边。“她的爸爸就是我,你们的上海阿爸,我会关注你们的成长,所以请你们永远不要放弃自己”。

      “教育扶贫虽然无法很快见效,但只有通过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,才能真正让人们彻底脱贫。”傅欣期望,在援藏的三年间,能给当地教育带来新的可能。

      就在前天,傅欣经过4小时飞行回到上海,妻子和女儿早早地等着他,这一幕奇迹般地与三年前出发时的场景重叠了。那时候,快上小学的女儿一遍遍问他:“爸爸,你为什么要去西藏?”傅欣的回答是,在祖国的边境,有一群哥哥姐姐更需要爸爸的帮助。“讲台立于国门,责任高于珠峰”,三年来,傅欣没有愧对这句承诺,即便他永远无法弥补对家人的亏欠,可如果时光倒流,毅然投身援藏事业,仍是他无悔的选择。